敵人棄城之後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不再自許文藝青年。大概是覺得所有即定的名詞，都顯得沉重、不自由，或者也嫌太老氣了。十幾年前結社辦刊物的文藝青年，如今在報上說起往日時光，提到那些皆已休刊的藝文雜誌，言語中有閃動流光，照片裡的身影卻漸漸變胖、長出鬍子和白髮……晃眼都已是定格的中年。到底誰才是最後一個文藝青年呢？他們竟互相推託起來，彷彿那個理想年代皆成往事不堪。想起他們彼時的九十年代，雜誌還是用剪刀和漿糊貼版的。稚氣少年們圍著暗色大桌，將野放的詩句剪散，復又用膠紙粘合。那是我們已經逝去的文學手工業歲月，以及一併隨之逝去的文藝青年群像。偶爾翻開那些發黃的過期雜誌，仍不時想起那些情緒化又理想化的青年身影。他們當時恍然未知自己就是最後一代的文藝青年，而我們已無法繼承那種熱忱、感情和夢想。

我有時也會想起自己在大學時，曾經短暫參加過學校裡的寫作團體的一些情景。那時我才大一，而校內寫作協會卻已是會員凋零的遲暮光景。我當時懵懂不知這個擠在登山社嚕啦啦熱舞社之間毫不起眼的小社團，即是台灣五十年代熱血反共抗俄的「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的師大分會，而在我身處的年代裡，已不會有人再提起這些。我仍記得，在203社辦的黯淡燈光裡，我擠在那幾個彼此似乎已經相熟已久的學長學姐之間，如圍爐取暖那樣團坐在一起，聽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談論村上春樹和阿保美代。這大概是我和文藝青年末裔的最後一點關連。總有什麼已經格格不入。彷彿為了刻意回避那甜暖時光以及他們的善意和熱情，我才參加兩次例會就離開了寫作協會，開始和其他學校那些滿口哲學名詞和粗話的廢人混跡小酒館。在那二手煙和酒氣的虛耗之中，有時我也會有點哀傷地知道，從那之後，我就是無所依附的孤獨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