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100個理由

那應是最初，許多感嘆和聚散都尚未發生。那時《有本詩集》還沒印刷出來，年輕詩人們排排坐在快餐店裡，校對著複印的詩集初稿。他們把兩張桌子併成一塊，在兒童遊樂區的旁邊，一面忍受孩子們大聲恣意的喧鬧，一面埋首在散亂的斷句之中，轉動手裡的紅筆，給錯字畫圈。偶爾有捧著餐盤走上樓來找位子的客人，瞄過一眼就走開了。玻璃窗外是這座城市消音的鬧景，車燈閃過流光，都已是夜晚時分。詩人們白天在辦公室裡隱藏身份，下班之後才陸續現身。大概在彼時的快餐店裡，不會有人多做猜想，這群尚各自穿著上班襯衫的年輕人正在幹什麼。一桌白紙，怎麼看都像是拉保險的吧。那樣的一幕光景，也許在往後多年才會被好事之人提起，像我們如今提起那些消失的七十年代詩社那樣，用一種仿似開玩笑的語氣說：告訴你吶，這座鬧市裡曾經聚集著詩人。沒有人知道，他們曾經坐在這裡，像電線上的燕子那樣，輪流傳閱彼此的詩，細心地檢查那一團一團巨大夢境之後的，錯別字。

我把你揉皺的句子
貼滿明亮的窗戶
好讓午後陽光
看起來不那麼刺目
好讓我
隔著噪音
可以看穿紙背那
反轉的敘述

「我已不願再聽老人的智慧，而寧願聽到老人的愚行，老人對不安和狂亂的恐懼。」——T.S.艾略特

翻看大江健三郎的《再見，我的書》，他引了艾略特的句子，只是篇首的一段，刺戮到我的是「愚行」這個字。少年時光當有愚行，比如說，為了在女孩子面前逞能，在美術課和另一個傢伙對幹說敢不敢喝洗筆水，結果一人一口把那杯不知溶了多少水彩顏料的濁水喝下（至今仍記得滿口塑料加青草的氣味）。青春的愚行。有太多的例子了。那些日光照過少年微汗臉頰的時刻。那種「媽的我們要去做一件沒有人敢去做的事了」的義無反顧（雖然大都不過是翹補習課去打遊戲機之類的小事）；那些互相慫恿，男生集團裡死顧面子博取認同，各種誇示、怪誕乃至極其無聊的，愚行。

只要停一停，就會想起母親。等待綠燈亮起的公路上，在辦公座位恍神的時光，只要稍稍停頓下來，那些零落的過往細節就會不合時宜地切入，突如其來，不按時序，卻也沒有尖銳到必須悲傷流淚；只是，就是無法停止關於母親回憶在生活中的插播，一幕一幕光景閃現又那麼輕易地被其他瑣碎事物打斷而消失，有如微浪碰撞堤岸，像卡住一個段落的唱片不斷回轉。關於和母親相處的時光，有太多題材可以寫成故事，有太多適合煽動情緒的轉折，而我仍舊無法說服自己將這些一一寫下。雖然我曾經勤於複習這些技術，將時間蛻出來之蛹殼灌入福馬林，防腐、凝固在一個生動的姿勢。我的文字裡所陳列的皆是那些被掏空內臟，薄翅被圖釘釘牢的標本。那些細節恍真，湊近仍可以看見複眼映照奇幻光芒的獵物，彷彿我從來都不曾看見它從完整的形體，慢慢潰爛，慢慢露出原來應有的骨架和氣味。小說的幻術。我知道我只要把這些回憶光景寫下來，就可以完成最後的儀式，再次將一切按PAUSE，戛然靜止。但這一次好像不太一樣，彷彿有一道被自己加封的禁咒，一定，一定有什麼已經不能被書寫了，或者說，所有被寫下來的事物，就會真正真正地死去了。

到檳城尋訪小說家溫祥英，還記得細雨下了好久。屋前庭院種滿了花草，小說家從一叢綠影之後走出來，著白色短衫白色短褲，竟不似小說裡「山芭仔」的流里流氣。提筆訪問的是杜忠全，錄音機按按停停。小說家壓著聲量，也不很多話，夾在腿間的雙手老是緊握著，有時說起什麼，不經意比劃一下，又把手指藏了起來。他們交換著一些檳城文壇往事，桌子上擺滿了二三十年前的舊書。《蕉風》的合訂本，還有1973年出版的《溫祥英短篇》。書頁全都乾燥發黃，怕再經不起粗魯翻閱了。打開陳年《蕉風》，當時的插圖還是用墨水筆手繪的。據說溫祥英曾經在以前的英校當過很多年的英文老師，學校裡的學生皆不知原來他會中文。小說家的隱身時光。那時應當是棕櫚社最活躍的時代，提起了棕櫚社的其他作家，雨川彼時尚未過世，恍若一個理想時代在小說家緊握的手心還保留了餘溫。我抽出相機拍照，拍到最後，連人家的家居擺設也拍。牆上掛著的是他女兒的油畫，我很喜歡，拍了很多。那天一整晚都是濕漉漉的。訪談結束之後，不知誰提議去喝酒，小說家有些心動，後來卻還是拒絕了。